李世民放390名死囚回家过年，约定明年回京问斩，没想到没人落跑

公元626年，玄武门宫墙下响起了箭矢的声音。李世民亲手射杀了自己的兄长李建成，李建成当时是太子。李世民随后控制了政权，迫使父亲李渊退位，自己登上了皇位。虽然这场血亲相残的“玄武门之变”最终为大唐盛世奠定了基础，但李世民因此也遭到过“得位不正”的质疑。

那么，李世民在即位后的短短几年内，究竟是如何改变这种不利局面的呢？特别是，为什么在贞观六年（632年），他会下令释放即将被斩首的390名死囚，让他们回家过年，并仅仅凭一句“秋后请自回监”来维持秩序？

李世民继位后，意识到必须迅速稳定政治局势，并赢得民心。他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，减轻赋税、整顿吏治、严惩腐败，这些举措为“贞观之治”的雏形奠定了基础。同时，李世民也非常注重塑造“仁政”形象，特别是要在百姓心中树立一位开明仁君的形象。

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李世民做出了一个历史性决策——释放死囚。

贞观六年冬天，年关将近，李世民决定暂时释放390名已经判处死刑、关押在大理寺和各地监狱的囚犯，让他们回家与亲人团聚，度过可能是他们人生最后的春节。根据《旧唐书·刑法志》记载，这些死囚大多因贼盗、故杀、叛逃等重罪被判死刑。按当时的律法，秋后是定期处决的日期，而李世民的要求是让这些死囚在翌年秋天之前自行返回监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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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一命令发布后，朝廷内外议论纷纷。刑部官员上奏，认为此举有悖律法，并且风险极高。一旦这些死囚趁机逃跑，将会严重打击法律的威信，破坏政令的尊严。然而，李世民坚持自己的决定，表示：“法之所贵者，在于公信；人之所重者，在于恩德。若能因仁得信，刑亦为教。”

李世民深知，这一举动如果成功，带来的将不仅仅是朝廷威望的提升，更重要的是社会风气的改变。

于是，李世民下令将这390名死囚登记、备案，并把他们送回原籍。出狱时，许多囚犯沉默无言，眼神复杂。有的跪在牢门前久久不肯起身，有的抱着狱卒痛哭流涕。狱吏回忆说，他们从未想过还能再见到家人。

冬天过去，春天来临，转眼进入了贞观七年。朝中官员开始关注这390名死囚是否按时返回。令人惊讶的是，许多地方官员按时向刑部报送名单，结果大多数死囚竟然如期归来，甚至有些提前到达指定的牢所。

到了秋季，法定行刑日期前几天，所有的390人竟然都没有逃跑，全部按时归案。

这一结果震动了整个朝廷。李世民召集百官，在朝堂上深沉地说道：“信可以使人感，恩可以使人归。”然后，他宣布对这些死囚进行特赦，除极少数案件特别严重的需要另议外，其余人一律免除刑罚，释放为民。刑部尚书、御史中丞等人纷纷跪谢，百姓也议论纷纷。许多地方志记载，秋后时，不少百姓在祠堂贴上“仁主释囚”的春联，以表感激之情。

后人对这一事件的评价不一。有人认为，这些死囚之所以按时归案，是因为他们早已得知自己可以免于一死，回来只是为了保全自己；也有人认为，这项“放人”早有安排，地方上可能早就派人秘密监视这些人。但无论背后是否有安排，李世民的这场举动无疑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。

首先，它传递了朝廷“重信守诺”的形象。李世民深知，真正的统治不能单纯依赖铁血手段，也不能全凭仁爱。信义，是他推动的政治理念之一。

其次，这一举动起到了“以德化民”的作用。贞观时期，社会秩序逐步稳定，国家法律的威严得到了百姓的尊重。唐律虽然严厉，但并不冷酷无情，象征性地释放死囚也给了普通百姓一线希望，让他们对国家法律心存敬畏。

从政治手腕的角度看，李世民此举也是为“玄武门之变”后的形象正名。他知道，只有让百姓相信自己是一位有情有义的皇帝，才能真正压住那些仍心存疑虑的旧臣和世族。

这一事件过后，李世民的威望在朝廷中显著上升。贞观年间，政清吏明、百姓安居，正是基于这种恩威并施的治国方针，才为大唐的盛世打下了基础。

这一“赦囚归案”的故事在唐代史书中有多处记载，甚至在《大业拾遗记》中也被称为“政仁之举”。

当然，李世民这一宽赦之举，背后也有政治目的。但政治目的不等于虚伪。一个能将手中的权力用于推动法治与仁政的君主，无疑具备卓越的治国智慧。

这场看似“冒险”的决策，或许也能说明，在大唐初年的动荡过后，皇帝与百姓之间依然能保持一份最原始的信任。而当390名死囚在秋后自觉归案时，这份信任，或许比任何刑律都更能打动人心。

发布于：天津市